《罪与罚》是19世纪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小说描写因穷辍学的法律系大学生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拉斯科尔尼科夫(罗佳、罗季卡)为生计所迫,他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伊万诺芙娜和她的同父异母的无辜妹妹莉扎薇塔·伊万诺芙娜,制造了一起震惊全俄的凶杀案。经历了一场内心痛苦的忏悔后,他最终在基督教徒索菲娅·谢苗诺芙娜·马尔梅拉多娃(昵称:索涅奇卡、索尼娅)姑娘的规劝下,投案自首,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作品着重表现主人公行凶后良心受到谴责,内心深感孤独、恐惧的精神状态,刻画他犯罪前后的心理系列变化。小说一方面描绘了俄国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贵族社会的罪恶;另一方面宣扬逆来顺受,从宗教中求解脱的思想。
  1866的《罪与罚》是一部使作者获得世界声誉的重要作品。作者[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生于医生家庭,自幼喜爱文学。遵父愿入大学学工程,但毕业后不久即弃工从文。1846年发表处女作《穷人》《双重人格》、1847创作了《女房东》,1848的《白夜》和《脆弱的心》1849~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沙皇政府逮捕并流放西伯利亚。十年苦役、长期脱离进步的社会力量,使他思想中沮丧和悲观成分加强,从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滑到“性恶论”,形成了一套以唯心主义和宗教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以温顺妥协反对向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的矛盾世界观。他流放回来后创作重点逐渐转向心理悲剧。长篇小说《被伤害与被侮辱的人们》(1861)继承了“小人物”的主题。《穷人》里偶尔还能发出抗议的善良的人,已成了听任命运摆布的驯良的人;人道主义为宗教的感伤主义所代替。《死屋手记》(1861~1862)记载了作者对苦役生活的切身感受,小说描写了苦役犯的优秀道德品质,控诉了苦役制对犯人肉体的、精神的惨无人道的摧残,无情揭露了沙皇俄国的黑暗统治。
  《白痴》(1868)发展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女主人公娜斯塔西亚强烈的叛逆性和作为正面人物的梅什金公爵的善良与纯洁,使小说透出光明的色调。在《鬼》(1871~1872)中已没有被伤害与被侮辱者的形象,而只有对革命者的攻击了。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是作者哲学思考的总结。作者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描写了无耻、卑鄙的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堕落崩溃。对颠沛流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表示深厚同情,但也流露出消极的一面。正当他准备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时,死于血管爆裂。
  《罪与罚》是一部社会心理小说,小说描写内容描写在彼得堡贫民区一幢五层公寓楼顶的一间斗室里,住着一个叫拉斯科尔尼科夫法律系穷大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靠母亲的退休养老金和给私人当家教的妹妹从拮据的打工生活中节省下来的钱来维持生活。他由于拖欠房租的原因,房东普拉斯科维娅·帕甫洛夫娜·扎尔尼岑娜(昵称:帕申卡)太太不仅停止供给他伙食,还一直在催促他房租。在酒馆里,他遇见了退职九等文官谢苗·扎哈罗维奇·马尔梅拉多夫。通过酒鬼马尔梅拉多夫的讲述自己家事的悲惨遭遇和看到马尔梅拉多夫一家的悲惨情形。再加上从母亲的来信中得知她们的“全部希望”寄托于他,为了他,母亲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拉斯科尔尼科娃甘愿“牺牲”女儿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拉斯科尔尼科娃(昵称:杜涅奇卡、杜尼娅)的幸福,让女儿嫁给一个没有感情自私自利的律师彼得·彼得罗维奇·卢仁。拉斯科尔尼科夫不愿像马尔梅拉多夫那样任人宰割,更不愿意自己的妹妹杜尼娅为了自己嫁给一个与她毫无感情的人。他打算采取某种行动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
  一天晚上,拉斯科尔尼科夫趁当铺放高利贷的老板娘阿廖娜·伊万诺芙娜一人在家时,闯入室内,把她用斧头杀死。此时阿廖娜·伊万诺芙娜的同父异母妹妹莉扎薇塔·伊万诺芙娜外出返回呆若木鸡地望着被杀死姐姐的尸体和杀人犯拉斯科尔尼科夫。为了不使自己身份被暴露,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慌乱中又杀死了无辜善良的莉扎薇塔。次日清晨,他就收到警察局的传票,惊恐万分。在警察局得知是为追交欠款时才松了口气,在离开时无意中听到警官谈论昨晚凶杀案,他紧张得昏厥了过去。清醒后他回到家里就卧床不起,直到后来病情有所好转。
  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后在内心极度痛苦的时候,从索尼娅那里得到了精神的启迪。在她面前“忽然倏地跪下,伏在地板上吻她的脚”,因为她有“伟大的受苦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拉斯科尔尼科夫才决定去自首。作家在这里特别安排了索尼娅给拉斯科尔尼科夫读《圣经》的片段,这在全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索尼娅在《约翰福音》中讲完关于拉撒路复活的故事。书中写到“歪歪斜斜的烛台上那个蜡烛头早就快燃完了,它那昏惨惨的光线照着这间几近家徒四壁的屋子里的一个杀人犯和一个卖淫女,他们竟奇异地聚在一块,一起读着这本永恒的书。”索尼娅念道:“耶稣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信着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是一个极富基督符号象征意味的场景,在《圣经》中,拉撒路的复活是基督精神最为伟大的胜利,同为传道者的索尼娅相对应的是故事中的耶稣形象。
  小说中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双重人格的形象:他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穷大学生,一个有天赋、有正义感的青年,但同时他的性格阴郁、孤僻,“有时甚至冷漠无情、麻木不仁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为了证明自己是个“不平凡的人”,竟然去行凶杀人。正是这双重人格之间的激烈冲突,使主人公不断地动摇在对自己的“理论”(即关于“平凡的人”与“不平凡的人”的观点)的肯定与否定之间。对于拉斯科尔尼科夫来说,如果甘愿做逆来顺受的“平凡的人”,那么等待他的是马尔梅拉多夫的悲惨结局,如果去做一个不顾一切道德准则的“人类主宰者”,那就会与为非作歹的卑鄙之徒卢仁和斯维德里盖洛夫同流合污。他的人格中的主导面终于在白热化的搏斗中占了优势,并推动他最后否定自己的“理论”,向索尼娅靠拢。小说通过这一形象,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弱肉强食”原则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毒害,有力地批判了这一原则的反人道主义的实质,并且从客观上否定了建立在“超人”哲学基础上的无政府主义式的反抗,因为这种反抗决不可能给被压迫者带来新生活的转机。
  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心理剖析,尤其是揭示内心分裂。他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写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他的小说戏剧性强,情节发展快,接踵而至的灾难性事件往往伴随着复杂激烈的心理斗争和痛苦的精神危机,以此揭露资产阶级关系的纷繁复杂。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剧性。他的这种善恶矛盾性格组合、深层心理活动描写都对后世作家产生深刻影响。
  在《罪与罚》“罪”是全书开头,仅占一章,从第二章到第六章和尾声,作家以写“罚”为侧重点。书中充斥着太多的独白、心理描写甚至是作者本人的论断等等,这些东西掺杂在一起让人不知道如何是好,并且最终不知所云。而且人物的性格一变再变,让人觉得表里不一或者更甚。难怪安德烈·纪德说:“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作家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更充满自我矛盾。”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一把斧头两条人命,劈开了凶犯的良心,也曝光了人类灵魂的秘密。
  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以及他的女性观的审视,我们发现了这个女性模式存在的合理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性敏感而偏执,拥有坎坷的人生经历以及复杂独特的思想,看待事物的观点往往矛盾而又两极化。比如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的经历,使他从一个无神论者转变为虔诚的基督徒。而这一转变,同样体现在了《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身上。他把的这种情感也带入了《罪与罚》的小说世界中,使得小说中女性形象既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又对故事的发展起到了隐性线索的作用,同时她们的地位又非常不稳定,表现出了一个曲折的线性变化过程。 
  索尼娅和杜尼娅是受难者形象的代表,她们认为:自己是无权获得幸福的,自己的幸福只是能为别人受苦,如果连这点要求都无法达到的话,她们是宁可去死。如果能为别人受苦算是她们的最大幸福!这与她们两人都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基督受难者精神的真实体现。 
  在《罪与罚》中索尼娅是马尔梅拉多夫的女儿。她本身就是一个可怜的、需要救助的对象,但是,在整个书中,她是以“救世主”的面貌出现。她一方面通过出卖自己养活着一家人,另一方面她又通过自己的受难和为拉斯科尔尼科夫阅读圣经中的拉撒路的故事影响了他,拯救了他,改造了他。索尼娅用自己的信仰为拉斯科尼科夫指明了一条路。在故事中,索尼娅和杜妮娅都各自以自己的牺牲、受难给他一条出路,给了他一个方向。只是这两条出路,一条是在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前给出的,一条是在他杀人后给出的;一条被他坚决地否定,另一条却最终被他承认。当然,两条路有所不同。如果杜尼娅牺牲了自己,拉斯科尔尼科夫也默许了她的牺牲,她嫁给那个试图强迫她的地主,那么她可能会给哥哥所需要的金钱上的帮助。但是,这将导致他在精神上的彻底死亡。而这本身也是违背男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的道德观和他所具有拿破仑主义的思想观念。杀人前,他有自己的理论要证明,他坚信自己的理论能够成功,能够帮助他找到新的出路。而他杀人后,他开始发觉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只是低级的“虫豸”的时,他整个思想理论开始土崩瓦解,又一条出路被无情地堵死了,他在经历一系列的激烈地思索和梦魔之后不得不承认的。这时,索尼娅和她坚定的信仰站了出来,以自己所受的苦难与牺牲使他相信了爱和信仰的力量,让他重新找回自己,让信仰的力量鼓励他开始新的生活。所以说,两位女性对拉斯科尔尼科夫而言是具有“终点”意义的。在这一层面上看,两位女性都属于终点人物,只不过,在故事的结构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让男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选择了索尼娅。在性格上,索尼娅恭顺、忍让、情愿受苦并富有牺牲精神。对任何羞辱她都加以理解和宽恕。她的理想是“对任何人小心、和气、顺从是可以消灾灭祸的”,为此她从不抗议,不怨天尤人,表现出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索尼娅可以说是基督教受难思想的体现者和代言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十分偏爱描写生活在贫困和屈辱中的女性。他将笔触定位于那些出身贫寒、孤苦伶仃、备受欺凌的孤女、养女、家庭女教师、妓女等一系列贫穷女性上。他笔下大多数女主人公都是生活在这种可怕、可怜的境遇下。这是他对苦难问题思考的必然结果。《罪与罚》中女性的地位,经历了从被压迫、反抗、自我拯救到拯救他人的转变过程。这既是对《罪与罚》中女性形象作为一个整体结构进行的分析、梳理和总结,也是从女性主义视角对小说进行的拓展性解读,进一步揭露了《罪与罚》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
  拉斯科尼科夫最终听从了索尼娅的说教而去自首,在监狱里,他一开始从不觉得自己有罪,继续保持着自己的高傲,这使得他周围的犯人都不喜欢他,把他当成异类对待。索尼娅经常会来探望他,可每次他都以冷漠的态度对待她。他在监狱里痛苦的活着,觉得未来是没有希望和毫无意义的,有的只能是苦难和牺牲,甚至他想到了自杀。到故事的最后,事情发生了变换:有一天,他突然感到自己和自己的信念其实都是十分虚伪,他逐渐地学会了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当最后他和索尼娅拥抱在一起哭泣的时候;“爱使他们复活了,对另一个给人来说,这个人的心就是永不枯竭的生命源泉”“他已经复活了,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而她---仅仅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而活着!难道她的信仰现在不也成为我的信仰吗?她的感情,她的愿望至少……”尼采说过:“爱命运”。你可以不喜欢它,但你要爱它。其实索尼娅一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并且坚信这一天终将到来。索尼娅既是拯救者,又是被拯救者;既是苦难,又是救赎;在苦难之中完成了救赎。“然而,这可就开始了另一个新的故事,这是一个人逐渐获得新生的故事,一个人逐渐脱胎换骨、逐渐从一个世界转入另一个世界的故事,一个人逐渐认识至今为止一无所知的新的现实生活的故事”
  罪与罚,与其说是一种几何式的对称结构,不如说是一种戏剧式的推进。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是一位废除俄罗斯农奴制度的拥护者,一位接受过西方正式科学训练、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自有知识分子,也深受沙皇专制的迫害。但他的父亲被农奴杀死后,他就成了沙皇、东正教的虔诚信徒,一位泛斯拉夫主义者,但同时他又是一位博爱主义者。双重的性格气质让他的著作,包括《罪与罚》在内,具有更多的对抗性和戏剧性。

  《罪与罚》是19世纪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小说描写因穷辍学的法律系大学生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拉斯科尔尼科夫(罗佳、罗季卡)为生计所迫,他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伊万诺芙娜和她的同父异母的无辜妹妹莉扎薇塔·伊万诺芙娜,制造了一起震惊全俄的凶杀案。经历了一场内心痛苦的忏悔后,他最终在基督教徒索菲娅·谢苗诺芙娜·马尔梅拉多娃(昵称:索涅奇卡、索尼娅)姑娘的规劝下,投案自首,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作品着重表现主人公行凶后良心受到谴责,内心深感孤独、恐惧的精神状态,刻画他犯罪前后的心理系列变化。小说一方面描绘了俄国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贵族社会的罪恶;另一方面宣扬逆来顺受,从宗教中求解脱的思想。
  1866的《罪与罚》是一部使作者获得世界声誉的重要作品。作者[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生于医生家庭,自幼喜爱文学。遵父愿入大学学工程,但毕业后不久即弃工从文。1846年发表处女作《穷人》《双重人格》、1847创作了《女房东》,1848的《白夜》和《脆弱的心》1849~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沙皇政府逮捕并流放西伯利亚。十年苦役、长期脱离进步的社会力量,使他思想中沮丧和悲观成分加强,从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滑到“性恶论”,形成了一套以唯心主义和宗教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以温顺妥协反对向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的矛盾世界观。他流放回来后创作重点逐渐转向心理悲剧。长篇小说《被伤害与被侮辱的人们》(1861)继承了“小人物”的主题。《穷人》里偶尔还能发出抗议的善良的人,已成了听任命运摆布的驯良的人;人道主义为宗教的感伤主义所代替。《死屋手记》(1861~1862)记载了作者对苦役生活的切身感受,小说描写了苦役犯的优秀道德品质,控诉了苦役制对犯人肉体的、精神的惨无人道的摧残,无情揭露了沙皇俄国的黑暗统治。
  《白痴》(1868)发展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女主人公娜斯塔西亚强烈的叛逆性和作为正面人物的梅什金公爵的善良与纯洁,使小说透出光明的色调。在《鬼》(1871~1872)中已没有被伤害与被侮辱者的形象,而只有对革命者的攻击了。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是作者哲学思考的总结。作者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描写了无耻、卑鄙的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堕落崩溃。对颠沛流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表示深厚同情,但也流露出消极的一面。正当他准备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时,死于血管爆裂。
  《罪与罚》是一部社会心理小说,小说描写内容描写在彼得堡贫民区一幢五层公寓楼顶的一间斗室里,住着一个叫拉斯科尔尼科夫法律系穷大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靠母亲的退休养老金和给私人当家教的妹妹从拮据的打工生活中节省下来的钱来维持生活。他由于拖欠房租的原因,房东普拉斯科维娅·帕甫洛夫娜·扎尔尼岑娜(昵称:帕申卡)太太不仅停止供给他伙食,还一直在催促他房租。在酒馆里,他遇见了退职九等文官谢苗·扎哈罗维奇·马尔梅拉多夫。通过酒鬼马尔梅拉多夫的讲述自己家事的悲惨遭遇和看到马尔梅拉多夫一家的悲惨情形。再加上从母亲的来信中得知她们的“全部希望”寄托于他,为了他,母亲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拉斯科尔尼科娃甘愿“牺牲”女儿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拉斯科尔尼科娃(昵称:杜涅奇卡、杜尼娅)的幸福,让女儿嫁给一个没有感情自私自利的律师彼得·彼得罗维奇·卢仁。拉斯科尔尼科夫不愿像马尔梅拉多夫那样任人宰割,更不愿意自己的妹妹杜尼娅为了自己嫁给一个与她毫无感情的人。他打算采取某种行动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
  一天晚上,拉斯科尔尼科夫趁当铺放高利贷的老板娘阿廖娜·伊万诺芙娜一人在家时,闯入室内,把她用斧头杀死。此时阿廖娜·伊万诺芙娜的同父异母妹妹莉扎薇塔·伊万诺芙娜外出返回呆若木鸡地望着被杀死姐姐的尸体和杀人犯拉斯科尔尼科夫。为了不使自己身份被暴露,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慌乱中又杀死了无辜善良的莉扎薇塔。次日清晨,他就收到警察局的传票,惊恐万分。在警察局得知是为追交欠款时才松了口气,在离开时无意中听到警官谈论昨晚凶杀案,他紧张得昏厥了过去。清醒后他回到家里就卧床不起,直到后来病情有所好转。
  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后在内心极度痛苦的时候,从索尼娅那里得到了精神的启迪。在她面前“忽然倏地跪下,伏在地板上吻她的脚”,因为她有“伟大的受苦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拉斯科尔尼科夫才决定去自首。作家在这里特别安排了索尼娅给拉斯科尔尼科夫读《圣经》的片段,这在全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索尼娅在《约翰福音》中讲完关于拉撒路复活的故事。书中写到“歪歪斜斜的烛台上那个蜡烛头早就快燃完了,它那昏惨惨的光线照着这间几近家徒四壁的屋子里的一个杀人犯和一个卖淫女,他们竟奇异地聚在一块,一起读着这本永恒的书。”索尼娅念道:“耶稣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信着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是一个极富基督符号象征意味的场景,在《圣经》中,拉撒路的复活是基督精神最为伟大的胜利,同为传道者的索尼娅相对应的是故事中的耶稣形象。
  小说中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双重人格的形象:他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穷大学生,一个有天赋、有正义感的青年,但同时他的性格阴郁、孤僻,“有时甚至冷漠无情、麻木不仁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为了证明自己是个“不平凡的人”,竟然去行凶杀人。正是这双重人格之间的激烈冲突,使主人公不断地动摇在对自己的“理论”(即关于“平凡的人”与“不平凡的人”的观点)的肯定与否定之间。对于拉斯科尔尼科夫来说,如果甘愿做逆来顺受的“平凡的人”,那么等待他的是马尔梅拉多夫的悲惨结局,如果去做一个不顾一切道德准则的“人类主宰者”,那就会与为非作歹的卑鄙之徒卢仁和斯维德里盖洛夫同流合污。他的人格中的主导面终于在白热化的搏斗中占了优势,并推动他最后否定自己的“理论”,向索尼娅靠拢。小说通过这一形象,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弱肉强食”原则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毒害,有力地批判了这一原则的反人道主义的实质,并且从客观上否定了建立在“超人”哲学基础上的无政府主义式的反抗,因为这种反抗决不可能给被压迫者带来新生活的转机。
  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心理剖析,尤其是揭示内心分裂。他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写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他的小说戏剧性强,情节发展快,接踵而至的灾难性事件往往伴随着复杂激烈的心理斗争和痛苦的精神危机,以此揭露资产阶级关系的纷繁复杂。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剧性。他的这种善恶矛盾性格组合、深层心理活动描写都对后世作家产生深刻影响。
  在《罪与罚》“罪”是全书开头,仅占一章,从第二章到第六章和尾声,作家以写“罚”为侧重点。书中充斥着太多的独白、心理描写甚至是作者本人的论断等等,这些东西掺杂在一起让人不知道如何是好,并且最终不知所云。而且人物的性格一变再变,让人觉得表里不一或者更甚。难怪安德烈·纪德说:“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作家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更充满自我矛盾。”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一把斧头两条人命,劈开了凶犯的良心,也曝光了人类灵魂的秘密。
  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以及他的女性观的审视,我们发现了这个女性模式存在的合理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性敏感而偏执,拥有坎坷的人生经历以及复杂独特的思想,看待事物的观点往往矛盾而又两极化。比如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的经历,使他从一个无神论者转变为虔诚的基督徒。而这一转变,同样体现在了《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身上。他把的这种情感也带入了《罪与罚》的小说世界中,使得小说中女性形象既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又对故事的发展起到了隐性线索的作用,同时她们的地位又非常不稳定,表现出了一个曲折的线性变化过程。 
  索尼娅和杜尼娅是受难者形象的代表,她们认为:自己是无权获得幸福的,自己的幸福只是能为别人受苦,如果连这点要求都无法达到的话,她们是宁可去死。如果能为别人受苦算是她们的最大幸福!这与她们两人都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基督受难者精神的真实体现。 
  在《罪与罚》中索尼娅是马尔梅拉多夫的女儿。她本身就是一个可怜的、需要救助的对象,但是,在整个书中,她是以“救世主”的面貌出现。她一方面通过出卖自己养活着一家人,另一方面她又通过自己的受难和为拉斯科尔尼科夫阅读圣经中的拉撒路的故事影响了他,拯救了他,改造了他。索尼娅用自己的信仰为拉斯科尼科夫指明了一条路。在故事中,索尼娅和杜妮娅都各自以自己的牺牲、受难给他一条出路,给了他一个方向。只是这两条出路,一条是在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前给出的,一条是在他杀人后给出的;一条被他坚决地否定,另一条却最终被他承认。当然,两条路有所不同。如果杜尼娅牺牲了自己,拉斯科尔尼科夫也默许了她的牺牲,她嫁给那个试图强迫她的地主,那么她可能会给哥哥所需要的金钱上的帮助。但是,这将导致他在精神上的彻底死亡。而这本身也是违背男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的道德观和他所具有拿破仑主义的思想观念。杀人前,他有自己的理论要证明,他坚信自己的理论能够成功,能够帮助他找到新的出路。而他杀人后,他开始发觉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只是低级的“虫豸”的时,他整个思想理论开始土崩瓦解,又一条出路被无情地堵死了,他在经历一系列的激烈地思索和梦魔之后不得不承认的。这时,索尼娅和她坚定的信仰站了出来,以自己所受的苦难与牺牲使他相信了爱和信仰的力量,让他重新找回自己,让信仰的力量鼓励他开始新的生活。所以说,两位女性对拉斯科尔尼科夫而言是具有“终点”意义的。在这一层面上看,两位女性都属于终点人物,只不过,在故事的结构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让男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选择了索尼娅。在性格上,索尼娅恭顺、忍让、情愿受苦并富有牺牲精神。对任何羞辱她都加以理解和宽恕。她的理想是“对任何人小心、和气、顺从是可以消灾灭祸的”,为此她从不抗议,不怨天尤人,表现出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索尼娅可以说是基督教受难思想的体现者和代言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十分偏爱描写生活在贫困和屈辱中的女性。他将笔触定位于那些出身贫寒、孤苦伶仃、备受欺凌的孤女、养女、家庭女教师、妓女等一系列贫穷女性上。他笔下大多数女主人公都是生活在这种可怕、可怜的境遇下。这是他对苦难问题思考的必然结果。《罪与罚》中女性的地位,经历了从被压迫、反抗、自我拯救到拯救他人的转变过程。这既是对《罪与罚》中女性形象作为一个整体结构进行的分析、梳理和总结,也是从女性主义视角对小说进行的拓展性解读,进一步揭露了《罪与罚》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
  拉斯科尼科夫最终听从了索尼娅的说教而去自首,在监狱里,他一开始从不觉得自己有罪,继续保持着自己的高傲,这使得他周围的犯人都不喜欢他,把他当成异类对待。索尼娅经常会来探望他,可每次他都以冷漠的态度对待她。他在监狱里痛苦的活着,觉得未来是没有希望和毫无意义的,有的只能是苦难和牺牲,甚至他想到了自杀。到故事的最后,事情发生了变换:有一天,他突然感到自己和自己的信念其实都是十分虚伪,他逐渐地学会了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当最后他和索尼娅拥抱在一起哭泣的时候;“爱使他们复活了,对另一个给人来说,这个人的心就是永不枯竭的生命源泉”“他已经复活了,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而她---仅仅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而活着!难道她的信仰现在不也成为我的信仰吗?她的感情,她的愿望至少……”尼采说过:“爱命运”。你可以不喜欢它,但你要爱它。其实索尼娅一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并且坚信这一天终将到来。索尼娅既是拯救者,又是被拯救者;既是苦难,又是救赎;在苦难之中完成了救赎。“然而,这可就开始了另一个新的故事,这是一个人逐渐获得新生的故事,一个人逐渐脱胎换骨、逐渐从一个世界转入另一个世界的故事,一个人逐渐认识至今为止一无所知的新的现实生活的故事”
  罪与罚,与其说是一种几何式的对称结构,不如说是一种戏剧式的推进。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是一位废除俄罗斯农奴制度的拥护者,一位接受过西方正式科学训练、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自有知识分子,也深受沙皇专制的迫害。但他的父亲被农奴杀死后,他就成了沙皇、东正教的虔诚信徒,一位泛斯拉夫主义者,但同时他又是一位博爱主义者。双重的性格气质让他的著作,包括《罪与罚》在内,具有更多的对抗性和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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